新京报记者秦冰熊丽欣实习生张启扬 编辑杨海校对赵琳忆融速配
失去导盲犬芬迪后，王营营又回到了没有方向的世界。
她不得不重新适应盲杖，走路比之前慢了，还总是磕碰到脚下的水泥墩，有次甚至撞到了电线杆的拉线上。
即便如此，9月22日这天，她也一直在外面奔走，找法律援助、接受媒体采访——试图在一片混沌的指责声中，为自己找寻一个说话的缝隙。这一切的风波，都源于一周前那场17个小时的攀登。她和另一位全盲的同事，带着芬迪，爬上了泰山。
9月22日，王营营在外出时撞上了电线杆的拉线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
这本是她珍视的第一次远征：泥土的气息、瀑布的水流声、陌生人的鼓励，以及芬迪引领下每一步的踏实感。她梦想多年，精心准备，以为终于能触摸“五岳独尊”的巍峨。然而，这段旅程被切割、放大、重新解读后，在网络上演变成了一场指控“自私虐狗”的风暴。
善意与猎奇、鼓励与质疑，原本是她在生活中早已习惯的杂音。但这一次，声音汇成了海啸。质疑从犬只福利升级为人身攻击，从线上漫灌到线下，最终冲垮了她赖以生存的日常：陪伴两年的芬迪被基地临时接回，工作的按摩店在无尽的骚扰与举报中被迫歇业，她也因此提出了辞职。那位难得理解并接纳她的老板，也只能在空荡的店铺里陷入沉默。
短短数日，王营营努力挣脱十几年的自我封闭，才构建起的尊严与独立，伴随着那扇刚刚敞开的世界之门，轰然关闭。那场泰山之行也因为行进缓慢，只到达了南天门，上面还有玉皇顶，但她的旅程，就此止步。
17小时的攀爬
王营营习惯把头发梳成高马尾，她37岁，经常戴着一对金黄色的耳饰，在吉林老家时让嫂子帮纹了灰色的眉毛，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请人帮忙在网上挑的、适合自己身形的款式。她的衣服不少，但身上这套已经罕见地穿了将近一周，上面留下吃饭时不小心沾上的油渍，打破了她一直维持的体面和整洁。
这种反常，源于9月15日的泰山之行。
去泰山前，王营营对这座山的向往，来自他人之口和指尖触摸拼凑的想象。
在视障文化博物馆里，她曾仔细抚摸过山体模型，用触觉感受的“陡峭”“险峻”，是她对山的最初认知。后来，她又从朋友和网络音频里听到“五岳独尊”“帝王封禅”之类的词汇，想象中的泰山更庄严神圣了。
“一定要去爬一次，不爬的话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”这个念头愈发强烈，以至于当店里两位“明眼人”同事商量着要去爬泰山时，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计划，还成功动员了另一位全盲的同事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在抖音上反复听各种登山攻略。最终，尽管知道台阶会更多，他们还是选择了相对安全、两侧有矮墙防护的红门路线，“我是个大大咧咧的性格，心没那么细，当时觉得人家老人孩子都能爬，那我也能爬。”
后来，两位“明眼人”同事因故没能成行。9月15日晚上7点，王营营和那位全盲同事一起，抵达泰山脚下。她记得，当时天空飘着雨，但她听到周围游客并不少。
登山开始了，她心情不错，用自己的方式充分感受起这座名山。脚下的台阶让她对“陡峭”有了实感，听到有人谈论摩崖石刻时，她就在心里勾勒那些文字的形状。
一路上，她能分辨出泥土被浸润后的气味、旁边草木散发出的清香。听着水声，想象着那是“一层一层的小瀑布”。这些都是与按摩店里截然不同的感官体验——那里常年弥漫着药油和消毒水的味道，耳朵里是早就听腻了的背景音乐。
王营营左手握着导盲鞍的牵引绳，芬迪的专业与可靠是她全部的倚仗；右手握着登山杖，试探着前方的台阶。雨时大时小，打湿了芬迪的毛发，紧紧贴在身上。
她的背上，是一个超过40斤重的登山包。除了她自己的简单衣物和饮水，大部分空间都留给了芬迪：它的专用睡袋、清洁用的免洗液、折叠水盆、擦身体的大毛巾和专门擦拭爪子的小毛巾，还有用来补充体力的零食和肉干。
9月18日，王营营向记者展示她的登山包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那块让芬迪可以随时趴下休息的防潮垫，捆在了背包最外面，方便随时取用。攀登途中，她会在休息点购买矿泉水，冰镇的留给自己，常温的留给芬迪。大约每隔一小时，她就会取出那个折叠水盆，喂芬迪喝水。
在每个月仅有的3天假期里，她渴望多带芬迪出来，和它一起分享这些美好的东西。站在某个开阔处，一阵山风吹来，她甚至会想起杜甫那句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她显然无法“一览”，但那种站在高处的心境，她觉得自己体会到了。
泰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从红门出发徒步到中天门再到南天门，全程大约8公里，约6700个台阶，整个过程正常人需要4～6小时左右。
但王营营说他们的攀登持续了17个小时，“这是因为每爬升一两层高，我们就坐下歇歇，铺开防潮垫，让芬迪趴在上面恢复体力。”那张带回北京的垫子上，还清晰地留着芬迪的脚印、毛发，以及未干的雨水痕迹。
她不知道的是，两个盲人带着导盲犬爬山实在太过显眼。这段她珍视的旅程，也进入了别人的镜头——一段芬迪在雨中湿透前行的视频、一个她休息喝水而芬迪坐在旁边的画面、一瞬间登山杖挥向芬迪的影像……
最初的视频是一位导游拍摄的。她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自己是在南天门下面的路段，遇到的王营营一行，“当时看他们爬泰山，觉得很不容易，所以拍下了一段视频发在抖音。配的文案大概说的是盲人爬泰山很不容易，很励志。”
但一段时间后，很多人来私聊、评论，说导盲犬不能爬泰山，她有些压力，就把文案改了，“励志的同时，一定要珍惜导盲犬资源，保护它不受伤害。”
视频很快被风传、剪切，变成从连续的、完整的17个小时中剥离出来的片段，这些连同她握着的手机，都将成为一场风暴的核心“证据”。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每一步，即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在网络空间被赋予了超出她想象的复杂含义。
“安全牢笼”
在芬迪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王营营的生活都被牢牢钉在“两点一线”上：从宿舍到按摩店，再回到宿舍。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周而复始。
因为出行难题，按摩店的包吃包住是一份基于现实考量的“安稳”。但时间久了，安稳就成了一个“安全的牢笼”——她不敢走出去，外面那种很大程度上靠视觉经验设计、建立起来的世界，会让她无所适从，还有置身于巨大未知中的恐惧感；她更怕路人的眼光，“总觉着走在路上所有人都盯着你，连盲杖都不好意思拿。”在她心里，那根探路的棍子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醒目记号。
必要的出门成了需要看人脸色的事。想买衣服，只能托朋友随便带一件；想买瓶洗发水，要等同事有空陪着去；就连洗澡，都得麻烦别人接送。后来，她干脆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哪怕放假，也宁愿躺一整天听小说、电视剧，或者发呆。
“你想走出去，还得麻烦人，不如不出去。”那种深藏的自卑与敏感，把她与外界隔开。
王营营现在的雇主娄伟，也是一位视障人士，在开了快10年盲人按摩店后，总结出了盲人群体最大的特征：“封闭。”他曾见过一个员工忆融速配，连续一个多月都不出门，哪怕是在阳光明媚的春日，“拽都拽不出去。”
但王营营又有些不同，她骨子里并不是一个“安分”的人。小时候，失明也阻止不了她像男孩子一样爬树、上房顶。在盲校时，周围都是视障同学，她彻底放开，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。
2006年中专毕业后，她和大部分全盲的同学一样，进入按摩行业，随后辗转在东北多地工作。这段时间，她似乎接受了命运——按摩店里的方寸之间才是盲人的世界，外面无论好坏，都是“明眼人”的，她可以路过，但无法停留。
但安于现状的平静之下，总有什么在硌着她。她说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念头，也是对更广阔空间的模糊渴望。只是横亘在面前的，是一道由隔阂和自卑共同筑起的高墙，它一度困住了她迈出第一步的所有勇气。
最终，那份对“宽阔”的想象还是赢了。它推着她，作出了一个具体的决定：去大连。没有别的原因，仅仅因为那里靠海。“大海应该是宽阔的”，她想象着，书上说蓝色是纯净的，“和天空一样。”
海风是吹到了，可待久了，熟悉的人一个个离开，憋闷感又围拢上来。后来，她听说北京的无障碍做得更好些，又决定动身。
“那时候想法可简单了。”她笑着回忆，“找份包吃包住的工作，既能赚钱还能当旅游。”她刷着招聘群的信息，一通通电话打过去询问，最终成功应聘上了北京的一家按摩店。
可颠簸到了北京，新鲜劲儿一过，她发现日子又绕回了老路。不过是换了个城市，从一张按摩床，换到另一张按摩床。那道无形的围墙，似乎再一次加固了。
真正的转机，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在北京，她顺利拿到了行医资质，应聘到了房山一家医院的理疗科。没过多久，疫情来了，吃饭、取快递都再无人可依仗，她只能拿起盲杖。
那段日子，她“逼着自己往前挪”，一个人去吃饭、赶公交，走得磕磕绊绊，跟着导航撞上过墙，问路时遭遇过冷眼。
有一次，她掉进了一个大坑，摔了一身泥，在坑里转了大半天，也没能走出去。在某个瞬间，她想象着自己的狼狈模样，忽然想明白了什么，兀自笑出了声。
“以前总在意别人咋看自己，那次想通了，不用在意那些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”
她开始主动“往外闯”，换了份市里的工作。下班后不再窝在宿舍，而是计划着留出“找路的时间”，拿着盲杖去试听古筝课。每周六上午休半天假，她会去附近的奥森公园参加跑团，哪怕往返要赶时间也乐意。她慢慢发现，“原来自己能做的事，比想象中多。”
芬迪，我的眼
导盲犬芬迪的到来，更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。
十几年前，王营营就梦想得到一只导盲犬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直到2018年，她再次申请，排了5年队后，终于轮到自己。
9月19日，王营营带着芬迪出门上厕所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为了去导盲犬基地接受40天培训，她辞掉了医院的体面工作。不过一切都值得，芬迪，这只当时3岁的拉布拉多犬，带来的远不止是出行安全。它极大拓宽了王营营的生活半径，成了她的“眼睛”，让她那些难以兑现的想法重新有了可能性。
最直接的改变是，她必须每天遛狗，“等于逼着自己动起来。”
店里的同事周明记得，平时上班之前、中午休息、晚饭时间以及下班后，都见过王营营遛狗。“芬迪刚来店里的时候比较胖，王营营就给它减肥，多遛多吃，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芬迪称一称体重。”
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细微处：晚上睡觉，芬迪就在床边不远处，它均匀的呼吸声替代了死寂，让她感到踏实；有次深秋时节，她在路边等车，一阵凉风吹过，她蹲下来紧紧抱住芬迪，狗身上传来的温暖让她眼眶发热，“那种互相靠着的感觉，比任何安慰都管用。”
它甚至成了她的“社交搭子”，路人会因这只温顺的大狗主动搭讪，“真可爱。”以往问路时可能遭遇的沉默与尴尬，被自然的对话代替。
这给了她久违的底气。“以前出门总小心翼翼，怕给别人添麻烦，现在带着芬迪，哪怕在大楼里迷路，也只觉得是新体验，很自由。”时间久了，只有和芬迪在一起时，她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、能够独立掌控生活的人。
带着芬迪找工作，她没有任何挑剔的资本。在招聘群搜索着信息，她一个个打电话过去，不问待遇，唯一的问题就是“能不能接受导盲犬”。
王营营就是这样遇到的老板娄伟。她记得第一次到店里，就听到老板吹着口哨、发出 “嘬嘬嘬”的声音逗芬迪玩儿。后来，娄伟会在王营营工作时向客人解释，有一只导盲犬陪在旁边，很乖很温和，询问客人是否介意。
王营营悬着的心，在这里踏实落地。这家小小的按摩店，成了她和芬迪意外的避风港。芬迪也很快成了“团宠”：后勤做饭的大姐会偶尔给它投喂一块黄瓜或白菜叶，清新口气、补充维生素；有时它挡在过道，年轻的员工会半开玩笑地说，“大哥，麻烦给让个路呗”；隔壁店铺的老板会在客流高峰时，主动过来带它出去上厕所。
9月19日，芬迪躺在王营营脚边睡觉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王营营每月5000多块的工资，会拿出1000块左右花在芬迪身上，为它买衣服、零食、玩具，还有一把戴在它脖子上的银锁。周明回忆，今年前段时间，王营营还向店长请假，带芬迪去检查，去年也是如此。
每个月仅有的三天假期，也变得如同珍宝。她带着芬迪爬长城、爬香山，去北戴河和家人一起旅行。
她也开始认真地列一份愿望清单：带芬迪去坐一趟邮轮——为此她甚至开始训练它在特定袋子里上厕所；带芬迪吃遍全国的美食……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，第一次在她面前具体地展开。
而泰山之行，则是这份计划中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。
“盲人爬什么山”
从泰山归来，王营营背包里那张供芬迪休息的防潮垫，还没来得及彻底清理。另一条平行的轨道上，一场审判已然就绪。
她登山的几个片段被放在网上——芬迪雨中湿透的毛发成了“虐待”的证据，她喝水而芬迪坐在一旁的瞬间被解读为“漠不关心”，登山杖一次碰到芬迪的挥动更是被定义为“暴力”。
曾在大连导盲犬基地做过志愿者的网友小瑞，看到这些视频后瞬间血压飙升，心疼、气愤涌上心头。“我懂她想冲破缺陷、看广阔世界的渴望，但芬迪不是工具。”
“雨天路滑，台阶又陡，那么高强度的攀爬，它的关节能受得住吗？”更让小瑞不能接受的是，在她看来，王营营明明可以找人陪爬，却选择了牺牲芬迪的健康，“她根本不珍惜芬迪。”
社交媒体上，小瑞的帖子获得了2800多个赞，800多条评论。更多关于此事的评论不断出现，“该不该带导盲犬爬山”“为什么不请一个领爬员”成为争议焦点。
在国际导盲犬导师李苑甄看来，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不能仅凭几个网传视频片段就简单判定。
她所在的基地，就没有明确要求导盲犬不能爬山。“带导盲犬爬山前，必须提前考虑犬只的年龄、身体健康状况、是否有合理的休息安排，确认其是否经过对应的体能训练。”李苑甄反复强调，“导盲犬爬山”争议的关键，不在于“能不能”，而在于“有没有做好充分准备”。
对王营营来说，山洪般的质疑涌来时，她感到的首先是一种不解和撕裂。
外界很难理解她对“完整”和“独立”近乎执拗的追求。对她而言，质疑者提供的、看似更“合理”的选择，恰恰触碰了自己最敏感的神经——“需要别人帮忙”的日常，是她付出巨大代价才挣脱的——那是一种因盲人身份而不得不“低三下四”求人，并被“特殊照顾”的不自在。
“被人领着，双方都会拘谨”，那种感觉会时刻提醒着她的“不同”，而芬迪提供的，是“心安、自在、默契，以及完全信任的安全感”。
9月18日晚，芬迪与王营营在互动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她也坚定地认为，就像警犬、搜救犬一样，“芬迪首先是工作犬，其次才是宠物，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是它的第一要职。”
对于网上每一个指控，她都有细节饱满的解释：关于淋雨，她认为山路险峻，强迫芬迪穿上它不习惯的雨衣，会影响工作状态；握着的手机不是在直播博流量，而是在听软件里关于沿途的讲解；那段“打狗”视频，她承认了自己的操作不规范，“是我以为芬迪当时分心了，用指令驯导它。只不过当时执行手势指令时，右手握着的登山杖误碰到芬迪。”
王营营说，今年5月她曾在北京农学院为芬迪体检，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，才带芬迪去爬了泰山。返京后，她又带芬迪到动物医院检查，两张X片提示芬迪的髋关节稍有磨损，医生说这是一只5岁拉布拉多犬的正常状况。
她没来得及解释。这场原本基于对导盲犬的爱护，还算理性的讨论，很快失控。
她的社交账号被扒出，过往带芬迪去海边、爬长城的快乐记录下，充满了“虐狗”“虚伪”的谩骂。再往后，有人发起行动，呼吁大家集体致电导盲犬培训基地，要求“强制接回芬迪”。
9月20日下午4点，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的两名工作人员赶到北京，临时带走了芬迪。
“接回芬迪是针对这两天网络上发酵舆论的调查。”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我们这几天接到了很多电话，压力很大。”
分别前，王营营蹲在路边，抱着芬迪流泪，然后给工作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她害怕这是和芬迪的最后一面。
9月20日，王营营在路边与芬迪告别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两天后，她找出那根临时的盲杖出门，在地上左右划拉，不一会儿就在磕绊中被电瓶车轧坏。
很快，线上的暴力开始波及线下。有顾客上门，情绪激动地质问娄伟：“芬迪都被接走了，为什么她还在这儿？”
“难道盲人连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吗？”娄伟曾试图向客人解释，但他发现，这早已不是对一件事的争论，而是有些人对盲人群体的不理解，甚至厌恶。
“盲人爬什么山？”在一条帖子的留言下，他看到这条评论获得了高赞。
风波之后
恶意以超乎这群视障者想象的方式持续扩散。
店里的电话开始遭遇无休止的“轰炸”，一接通就挂断。有人在大众点评、美团的店铺下留言：“这家店虐狗，以后别去了”，到后来评论越来越不堪入目。还有人偷拍店铺付款码，支付1分钱后，备注“虐待芬迪”。
一些会员过来要求退费。接着，按摩店不断被投诉，娄伟每天应对各个部门的调查，被迫准备各种材料，最后不胜其扰，只能关门歇业。
王营营不想连累老板，主动提出了辞职。短短一周，她几乎失去了曾经努力换来的一切——陪伴自己两年的芬迪、安稳的工作、一位理解自己的老板，还有看起来已经走上正轨的生活。她曾付出极大的勇气才走出按摩店大门，以及刚刚去认识、感受世界后，想要与之产生连接的愿望，都被轻易夺走了。
9月22日，王营营在寻求法律援助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
她甚至失去了容身之所。9月23日晚，王营营暂时离开了北京，回到吉林老家。
她向妈妈撒谎，说网上那个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人不是自己，哥哥也在一旁默契地帮腔。他们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王营营配合妈妈摆出各种拍照的姿势，用手去触摸冰凉的池水、粗糙的树皮，还有柔软的花草。在某个瞬间，她又觉得“世界还挺美好的”，这让她一度打消了曾闪过的轻生念头。
心里的不甘，还有对外界的微弱希望，又推着她，在老家只待一天后，又回了北京。
这几天晚上，她躺在已经闭店的按摩床上休息，或者借住在朋友家。白天，就又失去了方向。她去找了律师，这一次不是为了打官司、讨公道，而是试图发声、澄清，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。
至于以后，她不知道会怎样，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，又该如何谋生。
谈到这些，她停顿了下，陷入悔恨，“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去爬泰山了。”
（为保护隐私，文中人物小瑞、娄伟、周明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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